屠呦呦获诺奖折射的中西文化差异

2015年度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屠呦呦，这引起社会对国内科研评价体系的广泛讨论，社会各界对此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下面给大家带来屠呦呦获诺奖折射的中西文化差异，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章，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新的看法。

2015年10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然而，关于屠的争议，早在其2011年获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时就开始了。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523”项目，是为支援越战由国家牵头的项目，很多科学家都为之作出了贡献。集体的贡献，为什么颁奖只颁给一个人呢?东西方在学术评奖制度上有何差异?西方文化在对待荣誉时如何平衡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西方科学研究奖励源于对优先权的认可

西方的科学研究传统大都凸显个人成绩，科学奖励源于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承认，即关注在重大的科技成果中，谁第一个提出思想或者方法路径。而在中国，科技评奖则主要是奖励项目，科学家的名字多是以一个集体形式呈现。一个集体的“项目奖”变成了“个人奖”，自然免不了争议。

西方科学成就的制度化奖励是通过优先权在制度上加以承认而形成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科学奖励制度是在对优先权的承认基础之上形成的。而有关优先权的争论，则早有其历史传统。

17世纪时，众所周知的著名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伽利略，为捍卫自己的优先权，最初在其著作《驳巴尔达萨尔·卡普拉的毁谤与欺诈》一文中指出他的“几何相军事罗盘”的发明权被巴尔达萨尔·卡普拉窃取;后来又有另外4位与他抢夺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人在《试金者》一文中被他强烈指责。更为人们熟知的则是牛顿与胡克关于光学和天体力学的优先权之争，与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发明优先权之争等等。

对优先权的强调来源于科学研究追求独创性的内在逻辑，优先权也是体现一个科学家个人能力和社会价值的重要指标。对于优先权的重视，因此也成为激励科学创新的一种重要手段。

诺贝尔奖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奖项之一，对优先权自然格外重视，这也是为什么诺贝尔和平奖有时会授予组织，而科学奖则只颁给个人。从优先权的原则出发，获奖的发现不在于有几个人参与，而在于谁第一个发明或取得了突破。比如201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颁给研究成果署名的最后一位作者。像200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集成电路的发明人杰克·基尔比，他的集成电路，简单到现在的相关专业大学生都能做到复杂几十倍上百倍，现在市场上售卖的集成电路也有比其复杂数百万倍甚至千万倍的，但其开创性的工作才是获奖的关键。

但即使这样，有关优先权的争议却从没有停止。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莫里斯·威尔金斯等三人，因为其发现并证明了DNA双螺旋结构。但应获得该奖的还有英国女科学家罗沙琳德·弗兰克林。是弗兰克林与威尔金斯首先拍摄下了DNA的X光衍射照片，并提示DNA的结构可能是双螺旋，后来才由克里克和沃森建立了DNA双螺旋结构的模式。可以说，DNA双螺旋结构理论的确立乃四位科学家的功绩，而居功则应首推弗兰克林。

2008年，两位法国科学家西诺西和蒙塔尼“因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而获诺贝尔医学奖，但同样为“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作出重大贡献的美国科学家盖洛(RobertGallo)却并未在授奖名单里，引发巨大争议。盖洛是首先提出逆转录病毒是艾滋病病原的科学家，但在分离艾滋病病原的工作上却比法国科学家迟了好几个月，这也成为这场旷日持久的科学优先权之争的焦点。事后，诺贝尔医学奖评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决定获奖人时考虑的是第一个发现病毒的人。”

最悲惨的故事与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有关。该奖发给了下村修、马丁·沙尔菲和钱永健，奖励他们在发现和研究绿色荧光蛋白方面作出的贡献。然而，作出最原始工作的道格拉斯·普瑞舍却没有得奖。这大概是因为普瑞舍迫于生计，过早地离开了科学研究。他当初申请NIH经费不成功，没能在研究所得到终身职位。诺贝尔奖宣布时，他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城里当免费班车司机。

个人价值VS集体价值

西方文明更彰显获奖背后的个人成就

其实，诺奖与中国早有渊源。196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专程来到中国，研究评选有关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中国科学家获奖事宜。由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我国众多科学家集体研究的成果，不符合该奖授奖对象最多为三人的规则，因此，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关于个人还是集体获奖的争议背后，其实是文化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鲜明的分野。西方文明源起古希腊，是一种外向型的海洋文明，所依赖的是海洋贸易，手工业及商业发达。无论商业、手工业还是海外贸易，变化快且需要向外扩张，而走出去的过程中就需要个人的能力、判断力、领导力或者冒险精神，因此西方文明更强调个人因素。这种对个人因素的看重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我们学习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源于西方的学科，往往都是从伽利略、高斯、欧拉、牛顿、莱布尼兹、拉瓦锡、欧姆、伏特、库伦、法拉第、赫兹、麦克斯韦等这些名字开始的，这些科学家由于其对于科学的重大贡献而被载入史册，备受崇敬。

而东方文明尤其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内向型的农耕文明，主张稳定、和谐，这种文化向度决定了中国人习惯于向集体靠拢，在集体中寻求稳定和安全，也就更强调集体价值。这种差异表现在科技奖励制度上则是“项目奖多，人物奖少”。而西方文化是非常强调个人作用的，表现在科技奖励制度上则是“人物奖多，项目奖少”。

对待荣誉，个人主义倾向于肯定个人成绩，而集体主义则更看重集体的贡献。面对冠军荣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下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在回答如何看待中国羽毛球队在奥运会中斩获颇多时说：“我为我的运动员感到骄傲，他们为国家争了光。可我想强调的是这成功不仅属于运动员自己，也属于包括球队领导、教练、陪练、队医、厨师等在内的整个球队。”而在美国，运动员会说：“拿到金牌我十分高兴，这是我平时刻苦训练的结果，打败对手我十分有信心，金牌只会属于我。”中美影视演员对待荣誉也显示出了上述差别。影帝西恩潘在获得奥斯卡奖后首先肯定了自己，“我知道我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多少努力。”女演员凯特·温丝莱特则表明自己儿时的梦想对今日成就的影响。老艺术家田华在获得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致辞里，则首先感谢了祖国、人民，并表示“我觉得我做的工作还太少”和“只要雄心不老就有无尽的潜能”等等，全篇很少提到个人。

个人价值VS团队合作

个人价值和团队协作良好运作的典范：贝尔实验室

其实，西方也有很多科研项目是集体合作完成，很多成员都在项目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但却较少出现个人与集体的争议。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中每个人的贡献都得到了承认和回报，比如他们的工作在晋级和薪酬中有所体现，而相关论文也同样被接受。虽然获奖的是一个人，但其实每个人的工作都得到了认可。比如国际计算机学会安全、审计与控制官方兴趣小组所颁发的SIGSACAwards也会奖给集体，但是组委会特别指出，虽然奖金归属集体(只有1000美元)，但是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奖章。

除了科学评奖中这种对个人的看重，西方社会也特别注重在学校教育中厘清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在不少大学网站中，都会标注学校对集体合作的评分政策，鼓励集体合作和相互学习，但同时也凸显其中的个人贡献。从团队如何组建、合作方式、每个人贡献大小到最后的评分细则都会严格规定，这样一方面肯定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个人在团队中的贡献，避免了浑水摸鱼的可能性。

对于团队中个人贡献的认可也从另一方面促成团队合作的可能性，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著名的贝尔实验室：自1925年以来，贝尔实验室共获得2.5万多项专利，现在，平均每个工作日获得三项多专利，一共获得8项诺贝尔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个人价值和团队协作良好运作的典范。贝尔实验室鼓励并且尊重个人的特长、兴趣和研究方向。科学家可以提出自己的研究课题，不强求他们一定去做某一个项目，只要他的课题有研究价值就可以。比如UNIX操作系统，其实就是贝尔实验室的两个科学家在业余时间凭自己的兴趣做出来的成果。

同时，贝尔实验室也将团队的力量发展到极致。他们鼓励有相同研究兴趣的科学家合作，彼此之间取长补短，同时也鼓励基础研究人员与应用研究人员之间的经常性交流和沟通，以利于双方了解彼此的科研状况和进展。贝尔实验室的指导原则就是创新来自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研究与开发之间的、技术与业务管理人员之间的不断沟通与交流。同样，作为“诺贝尔奖摇篮”的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也非常强调合作的作用，依托强大的资源和协作精神，该实验室竟然在1904年到1989年间涌现了29位诺贝尔奖得主!

近代以来，科学研究从“小科学”走向“大科学”，研究领域逐渐扩大，投资规模、研究人数都与以往单学科、个人化的“小科学”有了很大差别，比如物理学领域的超级超导对撞机计划(SSC)，天文学领域的哈勃太空望远镜计划，生物科学领域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和地球科学领域里的大洋钻探计划(ODP)等科研项目等等，都是多国科学家共同参与、投资巨大的研究项目。这些科学研究都是个人难以单独完成的，著名的希格斯玻色子研究，需要数十年的计划和6000名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如果没有合作精神恐怕难以达成。而如何对这些贡献者进行评奖，也是一大难题。屠教授获奖的争议除了触碰内在集体主义逻辑外，其实也是集体研究面临的国际难题，呼吁诺奖扩大名额或者设置集体奖项的声音已然出现。

以上就是我们学大教育给大家带来的屠呦呦获诺奖折射的中西文化差异，屠呦呦获奖折射出我国现行科研评价体系的不足，希望社会能引起重视。